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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秘色瓷净瓶（左） 、浙江钱鏐墓出土秘色瓷夹耳罐。

郑建明供图

随着电视剧《太平年》的热播
，吴越国及其文化再次进入大众视野 。秘色瓷，作为这一时期工艺美学的巅峰代表 ，不仅是吴越国保境安民
、纳贡中原的物质见证
，更是江南文化典雅精致精神内核的艺术结晶
。

世人多从诗句中想象其美：晚唐陆龟蒙赞其“夺得千峰翠色来
”，五代徐夤喻其“巧剜明月染春水 ，轻旋薄冰盛绿云”。同时，“贡奉之物
，臣庶不得用，故云秘色 ”的说法 ，又为其增添了神秘色彩 。这一跨越千年的迷雾
，直至1987年陕西法门寺地宫的开启方被驱散。地宫出土的13件青瓷器，与《衣物账碑》上“瓷秘色碗七口 ，内二口银棱；瓷秘色盘子、碟子共六枚
”的记载完全吻合
，世人方知传说非虚
。

作为晚唐五代至北宋初期专为官方烧制的顶级瓷器，秘色瓷既服务于吴越国王室的日常与礼制 ，亦作为重要“国礼”大量进贡至中原。在吴越国钱氏王陵及贵族墓葬中
，如吴越国开国之君钱鏐的父母钱宽 、水邱氏夫妇墓中，其子第二代国王钱元瓘及其夫人马氏康陵中 ，都出土了众多品质卓绝的秘色瓷
，述说着王室的奢华与内部的礼制规范 。其作为贡品的踪迹，远播至中原王朝与北方辽境
。北宋皇陵出土的云鹤纹套盒、辽祖陵出土的龙凤纹大盘
、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出土的青瓷官字款盘、辽代贵族墓韩佚墓出土的人物宴乐纹执壶与温碗等 ，皆被视为秘色瓷。它们共同勾勒出秘色瓷作为顶级商品与政治礼物所构建的璀璨脉络 。

这些秘色瓷由何处烧造？2017年浙江慈溪后司岙窑址的发掘，为这抹天青传奇找到了确切的产地
。此次发掘不仅确认该窑址是晚唐五代时期烧造秘色瓷的核心窑场
，更以一系列关键证据建立了从生产到使用的完整链条：除了造型和胎釉特征相符外，窑址出土的个别瓷质匣钵上清晰刻有“罗湖师秘色椀 ”字样；窑址中的八棱净瓶残件 ，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八棱净瓶底款完全一致。这些发现
，使秘色瓷生产与流通的对应关系有了坚实的考古学支撑 。

秘色瓷作为越窑艺术的巅峰，代表了一个时代工艺与审美的完美融合
。秘色瓷的美学核心 ，在于摒弃繁缛纹样
，以造型的端庄气度与釉色的温润内敛取胜。其器型丰富多样，以碗 、盘
、钵、盏 、盒等为主 ，亦有执壶
、瓶、罐 、碟
、盏托等 。每种器物又有多种造型
，皆在简约线条中蕴藏匠心
。其釉质莹洁，光泽柔和 ，观之如远山含黛
，触之若春水微澜，充分契合了江南文化自唐以来所崇尚的雅致、含蓄的审美气质。

为追求“如冰似玉 、无水似水
”的艺术效果 ，工匠们首创了瓷质匣钵以釉密封
、单件装烧的极致工艺，确保了釉色的纯净与完美 。每一件器物
，从拉坯修形到满釉封烧，皆不计工本、精益求精 ，体现了其作为晚唐五代宫廷用瓷的专属性。

秘色瓷开创了以釉色与造型为核心的高端青瓷审美范式
。其天青釉色与精细工艺
，完成了对金银器韵味的巧妙转化，不仅为后世汝窑 、南宋官窑的“雨过天青”提供了美学源头 ，也深远影响了龙泉窑的粉青、梅子青釉乃至高丽青瓷的审美取向。

为何在乱世中这抹天青能达到至臻至美之境？答案深植于吴越国独特的历史境遇 。当五代十国战乱频仍之际
，偏安东南的吴越国在钱氏三代治下，70余年相对安定 ，为手工业的登峰造极提供了土壤
。同时
，为在乱世中生存，吴越国力行纳贡中原之策 ，以精美瓷器换取政治认可与和平。为此
，吴越国在越窑核心产区上林湖设立“省瓷窑务 ”，管理窑业生产 ，开创了早期“官窑
”制度 。后司岙窑址出土的“官”字款匣钵
、窑址附近出土的光化三年（公元900年）墓志罐上“贡窑 ”的记载，都确证了其官方烧造属性
。正是这种垄断性资源投入与制度化生产
，为秘色瓷的极致工艺奠定了基础。

如今，在博物馆的展柜中 ，我们依然能与那抹天青相遇 。它静静地诉说着一个王朝的故事、一个家族的智慧 、一个时代的审美
。秘色瓷是泥土与火焰的传奇
，是工匠与诗人的对话，是吴越国在乱世中创造的一抹文明亮色。它没有随着吴越国的消失而湮灭 ，反而化入中华文明的基因
，在宋瓷的辉煌中重生，在千年的传承中不朽 。（郝雪琳 郑建明）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人民日报》（2026年02月07日08版）